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郊区是土地利用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区，主要表现形式为农地的非农化。土地科学工作者对农地非农化进行了大量研究，为耕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土地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另一个土地利用变化剧烈的地区是山区，但山区的土地利用变化不是非农化，而是耕地的撂荒、农村的衰败和生态的恢复。土地科学工作者应该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等，研究山区的土地利用及土地覆被变化规律，提出科学的土地政策来应对。
山区土地利用宜“无为而治”
山区生态恢复还是要靠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撤出人为干扰即可；对于山区土地利用，需要不断认识土地利用及覆植的分布和演替规律，而不用搞土地整治。
在自然农业时代，扩大耕地规模是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唯一出路。我国山区农村居民点和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源于在平原失去土地的农民向山区的迁移垦荒。于是，山区的林地也逐渐被垦荒的农民变为农田。过去对于山区的研究聚焦在垦荒及破坏自然植被而导致的水土流失、石漠化以及水土保持技术。但是，向山区要粮吃饭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山区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撂荒了生态脆弱、经济上边际的耕地。事实上，换个角度讲，这种山区耕地撂荒行为有助于生态环境的自然恢复。
根据水利部2002年公布的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结果以及国家林业局开展的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东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促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生计的多元化，是水土流失面积不断减少和森林覆盖率逐渐提高的主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基于自然地理学和生态学原理，山区的生态恢复还是要靠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只要撤出人为干扰，自然植被将逐渐恢复到与区域水热条件相适应的群落。因此，对于山区的土地利用，需要不断认识土地利用及覆植的分布和演替规律，加深对生态系统修复力的理解，而不用搞土地整治，即“无为而治”。
耕地资源禀赋差致无人耕种
与平原区特别是城乡交错区相比，山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更显著。再加上山区地形陡峭、地块畸零狭小、机械化耕作困难，无论开发后备资源新增耕地，还是拆并居民点复垦耕地，都不会有人耕种。
为了实现“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和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实施耕地占补平衡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落实这些政策的举措就是土地整治。在具体实施中，由于平原区已经无耕地后备资源，因而不得不在山区开垦补充耕地；而在推进城乡增减挂钩中，由于近郊区搞拆迁补偿成本太高，于是就拆迁复垦边远山区的村庄，以换取城市周边的建设用地指标。这两种方式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实施耕地占补平衡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主流。
事实上，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民有了更好的生计来源，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民弃耕到城市打工是必然趋势。由于山区的耕地资源禀赋差、产出低，又受到区位等条件的限制，由此，山区与平原区特别是城乡交错区相比，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往往更显著。而山区地形陡峭、地块畸零狭小、机械化耕作困难，使得外出务工农户的耕地难以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只能撂荒。笔者根据近年来在山区的考察调研，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山区无论是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新增耕地，还是拆并农村居民点复垦的耕地，都不会有人耕种。
科学应对土地生态系统演变
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山区，而山区人口萎缩、耕地撂荒和居民点衰败等迹象说明这里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需要依据对人地关系的研究，全面审视现行土地政策并提出科学建议。
“十三五”规划纲要再次明确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山区，而山区人口萎缩、耕地的撂荒和居民点的衰败迹象，无不以事实佐证着：农民依靠地里刨食只能维持温饱，无法最终过上小康生活。因此，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农村，特别是在山区。
土地科学工作者要依据对人地关系的研究，研究清楚山区有无支持建设小康社会的生计资源。在这方面，日本曾有过失败的教训：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基本完成工业化、城镇化，开始对农村实施振兴和再生计划，通过农地整备、城市基础设施下乡等措施，以求恢复农村经济、解决人口过疏问题。但几年后，人口萎缩、耕地荒芜、农村衰败仍是主流，而且造成了山区建设投资的“过程性浪费”，并给政府维护山区的基础设施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显然，我国山区农民也不能仅靠几亩薄地就脱贫致富，更谈不上建成小康社会。
笔者认为，土地科学工作者不能仅仅围绕现行土地政策开展论证性或演绎性研究，而是要根据土地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规律，从人地关系、农户生计演变、土地生态系统演变等多角度、全面系统地研究山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搞清楚变化的原因及其机制机理。为此，笔者建议审视我国现行土地政策，包括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增减挂钩政策以及土地整治工作，提出科学的土地政策建议，让土地管理工作更精准地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