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的时空演变
罗成,蔡银莺※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以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为实证,运用熵权法和复相关系数方法组合赋权构建耕地资源功能评价体系,量化
分析2000—2012年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国民经济贡献、粮食安全保障、社会就业承载和生态安全维护等4项功能
演变的时序特征及空间异质性。研究表明:①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的耕地资源功能由以社会就业承载单一功能为
主导向以生态安全维护、国民经济贡献和粮食安全保障多功能协同发展演变,且2010年后耕地资源功能转型基本
完成,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维护、国民经济贡献和粮食安全功能变化趋于稳定;②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的主
导功能仍存在与其功能区定位相离趋势,耕地资源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并不突出,在耕地资源的4项功能中仅处于第
3位,因此强化耕地资源的主导功能管理显得尤为重要;③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
性,社会就业承载功能和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区域分化增强,2012年社会就业承载功能变异系数高达0.92,而耕地资
源在国民经济贡献和生态安全维护的功能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变异系数保持在0.3左右。
关键词:耕地资源;功能演变;阶段特征;空间异质;农产品主产区;湖北省
土地功能是指土地及其利用过程中所体现的资源和资产能力,是提供生物和非生物之间能量、物质、信息、价值交流场所和承载的能力,提供生物(包括人)生产和生活环境能力以及作为地球环境基地的生态与环境容纳能力综合效能的反映[1]。耕地资源作为土地资源的重要组成,在食物供给、生态环境维持和社会稳定中也发挥着重要的功效。作为一个复杂的半人工生态系统,仅仅从数量、质量方面研究耕地的时空变化规律尚不能完全解释耕地资源变化的实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社会群体生活方式改变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驱动下,耕地资源功能也逐步实现了由单功能向多功能的转变[2]。宏观层面上,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业政策导向下,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功能不断弱化,耕地资源的经济贡献功能也会随之改变。从社会需求分析,在18亿亩耕地红线以及“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基本国策约束下,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因此耕地资源始终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粮食安全战略也逐渐由单纯的数量安全向数量和质量安全并重转变,这些均使得耕地资源的多功能管理显得格外重要。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目前对耕地多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耕地功能类型划分[3-5]、多功能管理实现路径探讨[6-7]、多功能价值评估[9-12]以及耕地资源功能转型[13-14]等方面。例如,宋小青通过对1949年以来中国耕地功能变化过程进行研究指出中国耕地功能总体上于2006年开始转型,转型前后耕地功能供需协调与供需错位、供给滞后、形态扭曲并存[3]。袁弘、杨雪和张凤荣等分别从城市化进程、居民需求等方面对北京市耕地多功能及其演变规律进行研究[14-16]。连纲以浙江省苍南县为实证,从县级尺度研究了公众对耕地多功能价值保护的认知和参与意愿[17]。在研究尺度上,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宏观层面或市级别耕地资源功能的演变规律总结,从区域功能异质性视角对不同功能区耕地资源功能演变特征的研究还不够完善。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耕地保护政策如何与新常态下经济社会新特征相适应成为新时期耕地保护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尤其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框架上,如何科学定位耕地资源主导功能,探索耕地保护由单纯的数量保护向功能保护模式转变是新常态下耕地保护制度改革的重点。由于经济政策受资源要素禀赋、要素流动等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效应及阶段性特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及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功能区耕地资源的主导功能及演变特征也会呈现鲜明的区域差异。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作为国家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及粮食生产基地,研究其耕地资源功能的演变规律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能为新时期耕地保护政策改革及管理模式优化提供直接的参考和借鉴。
1 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涉及江汉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和鄂北丘陵岗地3个地形区,包括安陆市、赤壁市、崇阳县等27 个县(区),土地面积55 102.7km2,占湖北省总面积29.64%,是国家重要粮食安全保障区和粮棉油等商品生产基[18](图略)。2012年,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GDP为4 872.5亿元,占湖北省21.9%,人均GDP 为29 089.7 元,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为21.74%。2012年,农产品主产区常住人口1 674.99 万人,城市化水平为41.2%。农产品主产区也是湖北省耕地资源的集中分布区,2012年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总量为2 116 634.69hm2,占全省耕地资源的40.02%,人均耕地禀赋0.126hm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湖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农产品主产区属于限制开发区域,在国土空间开发中应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障国家农产品的供给安全。因此保护耕地,稳定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是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主要目标。
1.2 耕地资源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欧盟土地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估项目(Sustain⁃ability Impact Assessment: Tools for environmental,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multifunctional landuse in European regions,SENSOR)将土地利用功能定义为“由与区域经济、环境和社会最相关的不同土地利用提供的私人和公共产品及服务”[19]。作为土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耕地资源功能可以理解为社会或个体对耕地需求变化的结果,其产生受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主导和自下而上的市场需求主导[3]。参考国内外土地多功能[20-21]、乡村地域多功能[22-23]、农业多功能[24-27]等研究成果,从耕地资源需求角度,结合我国城乡二元化土地制度的特殊背景,将耕地资源功能划分为国民经济贡献功能、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社会就业承载功能和生态安全维护功能4类,通过构建耕地资源功能评价体系,对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多功能性进行评价(表1)。
耕地资源国民经济贡献功能主要指耕地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载体,通过农产品供给促进区域农业经济和国民经济增长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对地区经济增长以及对区域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贡献。因此选取种植业总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种植业总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以及单位耕地经营效益水平3项指标测算耕地资源国民经济的贡献功能。耕地资源粮食安全保障功能指耕地通过食物生产保障特定区域内人口粮食需求的能力。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关系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粮食质量安全也成为粮食安全保障的重要内涵。参考现有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研究成果,选取耕地压力系数[28]和单位耕地化肥施用超标量衡量耕地资源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其中单位耕地化肥施用安全标准采用国际化肥施用安全标准上限225kg/hm2[29]。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湖北省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基地,粮食生产除了保障自身食物供给外,还承担着为东部发达地区粮食输出功能,因此在耕地压力系数计算中粮食自给率取上限值,设定为100%[30],人均粮食消费量设定为满足小康水平下居民粮食消费量400kg/人[31]。耕地资源就业承载功能主要指在我国二、三产业就业容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耕地承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通过细化土地的做法,即所谓“三个人种一个人的地”来保证就业,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均分,使得每个农村人口都拥有一份“超小化”的承包地,这种“超小化”的承包地既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农民的就业岗位[32]。因此本文选取单位耕地面积务农人口承载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指数以及人均耕地资源禀赋衡量耕地资源的就业承载能力。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维护功能指耕地在维护农村土壤健康和生态平衡中的作用。土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耕地是土地资源的精华,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利用方式对社会生态环境具有巨大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的化肥利用率约为35%,低于
发达国家化肥利用率(50%~55%),其中氮肥约为30%~35%,磷肥10%~20%,钾肥30%~50%[33]。低效的化肥利用率导致大量化肥流失,逐渐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最终产生土壤板结、土壤污染等生态问题。因此选取单位耕地氮肥使用负荷、单位耕地磷肥使用负荷、单位耕地钾肥使用负荷和农作物播种面积多样性指数衡量耕地资源生态维护功能。其
中,氮肥利用率、磷肥利用率和钾肥利用率参考国内研究成果[33],分别取其上限值,设定为35%、20%和50%。
1.3 耕地资源功能评价方法
目前国内对耕地资源功能评价以综合评价法为主,其中综合指标评价难点在于指标权重的确定。常用赋权方法主要有以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为代表的主观赋权法,以熵权法、变异系数法、均方差法、离差最大化法及复相关系数法等为代表的客观赋权法[39]。客观赋权法中熵权法主要利用差异信息,通过度量差异信息的离散程度赋权,复相关系数法主要利用重复信息,通过度量指标的相关性赋权,因此熵权法和复相关系数法的组合赋权法可以弥补2种客观赋权方法的不足,较全面地反映原始数据提供的2种信息,提高权重精度[40]。为消除各项指标量纲差异,采用改进型极差标准化法对各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分别采用熵权法和复相关系数法计算指标权重,通过乘法合成形式确定各项指标组合权重,最后运用综合评价法计算耕地资源各项功能分值。
1.3.1 指标归一化处理
根据评价指标对目标影响的性质差异,将评价指标划分为“正向型”指标、“负向型”指标和“适中型”指标三类。“正向型”指标表示指标值越大,评价目标值越接近于理想值;“负向型”指标表示指标值越大,评价目标越偏离于理想值;“适中型”指标表示指标值越接近阈值时,评价目标值越接近于理想值。分别采用公式(1)、(2)和(3)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消除不同指标量纲影响。
式中:Xi为第i 项指标原始值;Xmin为指标最小值;Xmax为指标最大值;Xa为指标阈值;xi为第i 项指标标准化后的指标值,文中采用指标均值作为该项指标阈值。
1.3.2 熵权法
熵权法主要利用差异信息,通过度量差异信息的离散程度赋权。指标值离散程度越大,说明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较大,对应的指标权重越大,指标熵权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w1i为指标熵权;gi 为第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ej 为j 指标的熵值;m 为评价单元总数。
1.3.3 复相关系数法
复相关系数法利用重复信息赋权,指标的独立性越强,复相关系数法的赋权结果越合理。采用SAS8.1分别求取各项评价指标的复相关系数,根据公式(8)计算指标权重。
式中:w2i 为第i 项指标权重;Ri为指标xi与其他指标的复相关系数。
1.3.4 组合权重计算方法
组合权重计算主要有乘法合成与线性加权合成两种形式[41],本文采用乘法合成形式计算组合权重,计算方法如公式(9)。
式中:Wi 为第i 项指标组合权重;wki 为第k 种方法求得的指标权重值;k=1,2。
1.3.5 耕地资源功能分值计算
耕地资源综合功能是耕地各项功能组合效益最大化的结果。由于耕地功能演变具有阶段性特征,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耕地资源各项功能权重具有可变性,本文以各项功能分值之和计算耕地资源综合功能,计算公式如公式(10)。其中Fi为第i 项耕地资源功能分值,F 为耕地资源功能综合分值。
1.4 数据来源
人口、社会经济以及农业生产数据主要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2001—2013年)、《湖北农村统计年鉴》(2001—2013 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2013 年)、《中国市县经济统计年鉴》(2001—2013年)以及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相应的地级市统计年鉴。耕地数据来自于2000—2012年湖北省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受行政区划调整和数据获取限制影响,在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评价单元中未计算随县和梁子湖区,最终确定农产品主产区评价单元共27个县(区)。
2 结果分析
2.1 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多功能演变阶段时序特征
根据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评价结果,2000—2012年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综合值呈下降趋势,阶段性特征显著。通过计算各时期耕地功能变异系数(图1),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变化可分为3个阶段,其中2000—2006年是耕地资源各分项功能趋于均衡化发展阶段,耕地资源功能综合值保持相对稳定,均值为250.67,年均下降率仅1.0%,变异系数呈下降趋势。2006年后,耕地功能综合值急剧下降,综合值降低至145.46,下降幅度达26.1%,年际下降率为12.23%,变异系数也快速上升,由0.07上升至0.61,耕地资源功能逐渐分化。2010—2012年,耕地资源功能综合值逐渐下降至较低水平,保持在142.99左右,仅为2000—2006年耕地资源功能综合值的一半,年均降低率为1.52%,但功能分化现象依旧明显,变异系数仍然保持上升趋势。
从耕地资源各分项功能演变分析,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2000—2012年耕地功能的演变表现出由社会就业承载功能单一主导型向生态安全维护、国民经济贡献与粮食安全保障均衡发展的多功能性转变。2000—2012年耕地资源国民经济贡献功能波动变化明显,其中2000—2006 年为国民经济贡献功能的增强时期,功能分值由33.3 快速上升至66.6,功能排序由第4位上升至第1位,成为该时期耕地资源的主导功能。2006—2010年为耕地资源国民经济贡献功能的退化时期,功能分值由66.6逐渐降低至41.13,在各项功能中的排序也下降到第3位。2010—2012年,耕地资源国民经济贡献功能次出现回升趋势,功能分值由41.33回升至44.04,在耕地功能中的地位上升至第2位。作为传统的农产品主产区,受资源禀赋和区域规划管制制约,长期以来农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区域经济增长发挥着突出贡献,然而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工业的外迁,各种工业园区、开发区等也逐渐向传统的农业区转移,农产品主产区工商业体系也逐渐完善,因此以耕地为载体的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功能退化成为必然趋势。
2000—2012年,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社会就业承载功能快速衰退,耕地功能分值由96.64降低至0.68,由区域主导功能变为从属功能,在耕地各项功能中的排序由第1 位逐渐降低至最后一位。耕地资源社会就业承载功能的衰退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进程相协调。一方面,受我国快速城市化经济效益外溢影响,务农机会成本逐渐增加,农民兼业化成为必然[37-38];另一方面,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对劳动力替代效应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从耕地中解放出来,最终使得耕地资源社会就业承载功能逐渐退化,2000—2012年农产品主产区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农动力比重由67.4%降低至54.4%,下降幅度达19.2%,大量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耕地资源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呈低速衰退趋势。2000—2012年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分值由81.59降低至38.31,年退化速率为6.11%。其中2000—2003年为耕地资源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的急剧下降阶段,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值下降幅度达44%,在耕地4项功能排序中由第2位下降至最后一位。2003年后,耕地粮食安全保障功能退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功能值仅有小幅降低,年衰退速率为1.93%,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在耕地功能中的地位由第4位回升到3位。但作为湖北省粮食生产基地,耕地粮食安全保障功能与其区域发展定位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耕地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的演变与我国农村经济改革进程具有密切关系。2004年之前,由于我国农业税率较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较低,土地抛荒现象较为严重,耕地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逐渐降低。调查显示,1998年底至1999年初,荆州市农户弃耕面积达50万亩,占耕地承包
面积的8.4%,2000年初弃耕面积进一步扩大,达到93万亩,占承包地比例为15.6%,其中仅监利县农户弃耕面积达41万亩,占该县弃耕面积的23.7%,弃耕农户达30%[39]。2004年后,我国全面实行农业税费改革,废除农业税,同时实行一系列农业补贴和保护政策,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幅度提升,耕地利用效率也显著提高,耕地资源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则
相应得到增强。
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维护功能呈现波动变化特征,功能值总体保持稳定,仅有小幅增长,但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维护功能地位逐渐提升。2000—2012年,耕地生态安全维护功能分值由48.84 提升至57.86,在耕地4项功能中的排序由第3位上升为第1位,并成为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主导功能,功能优势逐渐显化。主要原因是随着农业污染日益受到重视,免耕以及测土配方等一系列农业技术逐渐被应用于农业生产,大量的低污染复合肥逐渐取代传统的氮、磷、钾等化学肥料,耕地的面源污染得到一定的控制,因此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维护功能得到凸显。
根据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历程及耕地资源功能评估结果,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演变可划分为3个阶段(图2):2000—2006年为耕地功能的稳定演化时期,耕地资源功能综合值保持稳定,主要以社会就业承载为主导;2006—2010年是耕地资源功能的剧变时期,社会就业承载功能、国民经济贡献功能逐渐衰退,生态安全维护和粮食安全保障功能逐渐提升;2010年后,耕地资源功能进入稳定演变时期,耕地资源多功能新格局初步显现,生态安全维护、国民经济贡献和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同步发展,耕地资源社会保障功能逐渐退化至合理水平。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的
演变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效果的综合响应。2004年之前是农村税费改革前期,该阶段耕地资源功能演变突出特征是国民经济贡献功能的快速上升,并在2004 年耕地国民经济贡献功能达到顶峰。2006—2010年是湖北省“十二五”规划发展新阶段,也是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的转型期,在农村税费改革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引导下,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断降低。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的推进,土地抛荒现象有所减少,粮食产量也保持持续增长态势,耕地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增强,并逐渐上升为农产品主产区第2大主导功能。2010年后,耕地功能新格局初步显现,各项功
能变化趋于稳定,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耕地社会就业保障功能得到有效替代,国民经济贡献、生态安全维护和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则得到较大发展空间。
2.2 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空间演变特征
为进一步对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的空间异质性进行量化分析,采用变异系数法对2000—2012年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27个县(区)耕地资源功能空间异质性进行评估,结果如图3。2000—2012年,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社会就业承载功能变异系数由0.14 上升至0.92,变化最明显,其中2012年变异系数是2000年的6倍多,说明农产品主产区各(区)耕地社会保障功能空间分化明显,空间异质性增强。耕地资源国民经济贡献功能变异系数由0.42降低为0.24,有同质化趋势。耕地资源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变异系数则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变异系数由0.17上升为0.42,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的空间差异不断扩大。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维护功能变异系数基本保持在0.3左右,2008年后变异系数出现缓慢上升趋势,但仍小于0.5,说明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生态安全保障功能空间格局较为稳定。
根据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演化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系统聚类法,以各阶段耕地资源4项功能均值为变量,对2000—2006年、2006—2010年和2010—2012年不同阶段耕地资源功能演变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聚类结果显示,2000—2006年,农产品主产区耕地功能演化可划分为4 类(图略)。第1 类地区包括安陆市和赤壁市共2 个县(区),耕地4项功能均值都处在50左右,是耕地资源功能均衡发展地区。第2类地区包括崇阳县、宜城市、老河口市、广水县、云梦县、枣阳市和钟祥市共7个县(区),主要分在鄂北丘陵地区,耕地资源社会就业承载功能(F3)和生态安全维护功能(F4)
分值显著高于其他两项,分别为77.57和60.08,是耕地资源社会就业承载功能(F3)与生态安全维护功能(F4)主导型地区。第3类地区包括谷城县、石首市、阳新县、松滋市、洪湖市、黄梅县、监利县、远安县、嘉鱼县、宜都市和团风县共11个县(区),主要以江汉平原各县(区)为主,该类地区中粮食安全保障功能(F2)和社会就业承载功能(F3)值均远高于其他2项,分别为67.81和72.83,为耕地粮食安全保障(F2)和社会就业承载功能(F3)主导型地区。第4类地区包括当阳市、蕲春县、公安县、江陵县、京山县、武穴市和沙洋县共7个县(区),该类地区内耕地资源功能的分化明显,其中社会就业承载功能(F3)处于主导地位,其他3 项耕地功能差异明显,为耕地资源社会就业承载单一功(F3)主导型地区。
2006—2010年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可划分为4类地区(图4)。第1类地区包括安陆市、远安县、谷城县、老河口市、阳新县、枣阳市、赤壁市和宜都市共8个县(区),该类地区中耕地资源国民经济贡献功能(F1)值为43.84,处于主导地位,为国民经济贡献功能(F1)主导型区域。第2类地区包括崇阳县、蕲春县、监利县、云梦县、黄梅县、广水县、石首市、江陵县和松滋市共9个县(区),耕地资源国民经济贡献功能(F1)和生态安全维护贡献功能(F4)值均处于较高水平,分别为53.36和53.62,是耕地资源国民经济贡献功能(F1)和生态安全维护功能(F4)主导型区域。第3类地区包括当阳市、公安县、京山县、洪湖市、武穴市、钟祥市和沙洋县共7个县(区),集中分布在鄂北丘陵地区,该类地区中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维护功能和社会就业承载功能值均大于50,分别为67.99和51.87,属于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维护(F4)和社会就业承载功能(F3)主导型地区。第4类地区只有嘉鱼县、宜城市和团风县3个县(区),该地区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维护功能值(F4)为68.86,远高于其他3项,属于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维护功能(F4)主导型区域。
2010—2012年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类型可划分为4类地区(图5)。第1类地区包括安陆市、武穴市、赤壁市、松滋市、团风县和云梦县共6个县(区),耕地资源4项功能间差异较小,均在50以下,是耕地资源功能的均衡发展区域。第2类地区包括谷城县、枣阳市、老河口市、黄梅县、江陵县、阳新县、远安县和宜都市共8个县(区),耕地资源
国民经济贡献功能始终处于第1位,功能值为45.2,属于国民经济贡献功能(F1)主导型地区。第3类地区包括崇阳县、京山县、钟祥市、公安县、监利县、洪湖市、石首市、嘉鱼县、广水县和蕲春县共10个县(区),该类地区中耕地资源国民经济功能(F1)和生态安全维护功能(F4)值均大于50,分别为57.45和64.91,属于国民经济贡献(F1)和生态安全维护功能(F4)主导型地区。第4类地区只有当阳市、沙洋县和宜城市3个县(区),该地区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维护功能(F4)值高达79.9,而其他3项功能值均处于50 以下,属于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维护功能(F4)主导型地区。
3 结论
采用信息熵法和复相关系数综合赋权法对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27个县(区)2000—2012年耕地资源国民经济贡献粮食安全保障、社会就业承载和生态安全维护功能进行评价,并对其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2000—2012年,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耕地功能演变的阶段性特征明显,经历了由社会就业承载主导型向生态安全维护、粮食安全保障和国民经济贡献协同发展的演变过程,并在2010年后耕地资源功能变化逐渐进入稳定时期,耕地功能转型基本完成,耕地资源生态安全维护、国民经济贡献和粮食安全功能变化趋于稳定,2012年耕地功能分值分别为57.86、44.04和38.31。耕地资源就业承载功能则逐渐退化至与农业人口规模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协调的均衡状态,功能值仅为0.86。耕地资源功能的演变是农产品主产区社会、经济和人口变化效益的综合响应。在农业税费改革、农业机械化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驱动下,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劳动力结构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农民的兼业化、农民素质的提升,对耕地资源功能的影响则突出表现为社会就业承载功能的退化。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对田园风光消费需求的增长和对生态安全需求日益强烈,耕地资源隐性的生态维护功能逐渐显化,并成为农产品主产区的重要主导
功能。
第二,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的退化与主体功能区功能定位呈现相离趋势,这也进一步凸显了耕地资源多功能管理的迫切性。2012年耕地资源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值仅为38.31,处于第3位。根据《湖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湖北省农产品主产区作为限制开发地区,是国家级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国家重要的粮棉油产区和粮食安全保障区。但从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功能演变趋势分析,2000—2012年耕地资源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分值有不断下降趋势,在4项功能中的地位也从第2位降低至第3位,耕地资源国家粮食安全保
障功能主导作用不突出,与主体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功能定位相背离,因此强化农产品主产区耕地资源主导功能管理尤为重要。
第三,农产品主产区内部耕地资源功能的空间分化明显,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主要表现为社会就业承载功能和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区域分化的增强,耕地功能变异系数均呈出现较大幅度上升,其中2012年社会就业承载功能变异系数高达0.92,是2000年的6倍多。而耕地资源国民经济贡献功能和生态安全维护功能的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变异系数基本保持在0.3左右,且变化相对稳定。
[ 参考文献]
[1] 谢俊奇. 土地生态学的基础理论与前沿[C]//中国土地学会.21 世纪中国土地科学与社会经济发展. 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3.
[2] 陈美球,王光远. 农民对耕地非生产性功能的认识及其量化实证研究[J]. 中国土地科学,2013,27(3):10 - 16.
[3] 宋小青,吴志峰,欧阳竹. 1949 年以来中国耕地功能变化[J].地理学报,2014,69(4):435 - 447.
[4] 姜广辉,张凤荣,孔祥斌,等. 耕地多功能的层次性及其多功能保护[J]. 中国土地科学,2011,25(8):42 - 47.
[5] 宋小青,欧阳竹. 耕地多功能内涵及其对耕地保护的启示[J].地理科学进展,2012,31(7):859 - 868.
[6] 宋小青,吴志峰,欧阳竹. 耕地转型的研究路径探讨[J]. 地理研究,2014(3):403 - 413.
[7] 宋小青,欧阳竹. 中国耕地多功能管理的实践路径探讨[J]. 自然资源学报,2012,27(4):540 - 551.
[8] 王莹,蔡妹妹. 农业土地资源休闲价值评价与市场价格转换[J]. 经济地理,2009,29(12):2 066 - 2 070.
[9] 吴兆娟,魏朝富,丁声源. 丘陵山区地块尺度耕地社会保障功能价值研究[J]. 资源科学,2013,35(4):773 -781.
[10] 徐唐奇,杨俊,张安录. 农地社会保障功能与现代农业发展的现实矛盾与化解途径[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31(6):641- 645.
[11] 邹温鹏,孔祥斌,关欣,等. 农户耕地社会保障功能替代程度测算方法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17(3):143 - 148.
[12] 邹秀清. 农地保障功能测度及其区域差异[J]. 资源科学,2012,34(10):1 898 - 1 904.
[13] 赵华甫,张凤荣. 耕地保护方向待转,从单一功能到多功能的演变交替[J]. 中国土地,2010(10):19 - 20.
[14] 袁弘,蒋芳,刘盛和,等. 城市化进程中北京市多功能农地利用[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21(10):18 - 23.
[15] 杨雪,谈明洪. 近年来北京市耕地多功能演变及其关联性[J]. 自然资源学报,2014,29(5):733 - 743.[16] 张凤荣,关小克,王胜涛,等. 大都市区农田的功能,作物种植区划与土壤肥力调控区划[J]. 土壤通报,2009,40(6):1 297- 1302.
[17] 连纲,虎陈霞,刘卫东. 公众对耕地保护及多功能价值的认知与参与意愿研究——基于浙江省苍南县的实证分析[J]. 生态环境,2008,17(5):1 908 - 1 913.
[18] 湖北省政府办公厅. 湖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EB/OL]. [19]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Impact AssessmentGuidelines SEC(2005) 791With March 2006update. EuropeanCommission,2006[R/OL].
[20] 甄霖,曹淑艳,魏云洁,等. 土地空间多功能利用:理论框架及实证研究[J]. 资源科学,2009,31(4):544 - 551.
[21] 甄霖,魏云洁,谢高地,等. 中国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动态的区域分析[J]. 生态学报,2010,30(24):6 749 - 6 761.
[22] 刘彦随,刘玉,陈玉福. 中国地域多功能性评价及其决策机制[J]. 地理学报,2011,66(10):1 379 - 1 389.
[23] 刘玉,刘彦随. 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10):164 - 169.
[24] 吕耀. 基于多维评价模型的农业多功能性价值评估[J]. 经济地理,2008,28(4):650 - 655.
[25] 宁爱凤,刘友兆. 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多功能变化的理性思考[J]. 农村经济,2012(10):87 - 90.
[26] 宋志军,刘黎明. 北京市城郊农业区多功能演变的空间特征[J]. 地理科学,2011,201(1):427 - 433.
[27] 孙新章. 新中国60 年来农业多功能性演变的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1):71 - 75.
[28] 蔡运龙,傅泽强. 区域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与耕地资源调控[J]. 地理学报,2002,57(2):127 - 134.
[29] 李太平,张锋,胡浩. 中国化肥面源污染EKC验证及其驱动因素[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1):118 - 123.
[30] 新华社. 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 年)
[31] 龙方,曾福生. 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与模式选择[J]. 农业经济问题,2008(7):32 - 38.
[32] 李国建,韩立民. 农村土地的社会功能及其补偿依据[J]. 山东社会科学,2007(1):73 - 75.
[33] 李明哲. 农田化肥施用污染现状与对策[J]. 河北农业科学,2009,13(5):65 - 67.
[34] 梅国平. 基于复相关系数法的公司绩效评价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04(1):145 - 146.
[35] 倪广亚,刘学录,李沁汶,等. 基于数据信息特征的土地资源评价客观赋权方法的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2014,30(20):255 - 262.
[36] 杨宇. 多指标综合评价中赋权方法评析[J]. 统计与决策,2006(13):17 - 19.
[37] 彭代彦,吴翔. 中国农业技术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J].经济学家,2013(9):68 - 76.
[38] 彭代彦,文乐. 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与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1):92 - 104.
[39] 杨涛,王雅鹏. 农村耕地抛荒与土地流转问题的理论探析[J]. 调研世界,2003(2):15 - 19.